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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开普敦10月14日电(记者高原)开普敦-威海投资贸易说明会14日在南非开普敦市长办公室举行，中国威海市政府就对南投资贸易合作与开普敦市政府签署多项经贸合作框架协议，为威海市与南非的经贸合作奠定基础。
由威海市市长张惠率领的威海市政府代表团一行19人、开普敦市市长德莉莉、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康勇、南非西开普省经济发展部长富里耶和西开普省投资贸易促进局首席执行官霍里斯以及海信南非公司总经理李友波等企业代表数十人出席说明会。
期间，威海和开普敦两市签署了《威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西开普省投资贸易促进局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威海市委员会-西开普省投资贸易促进局友好合作协议》。南非海信作为中国企业对南投资的优秀代表，与威海市商务局签署了《威海市商务局-南非海信工业园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就后续工业园生产基地建设、物流中心规划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张惠在说明会上说，开普敦和威海在各领域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但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交通便利，且均拥有海洋城市和港口城市的特性，同时在经济领域互补性强，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投资前景。此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将是威海市对南投资的一次成功跨步。
德莉莉表示，不久前她刚结束中国行，此次访问让她对中国与南非合作关系有了更深层次了解，同时对中国与开普敦市越来越多的商业互动信心更加坚定。开普敦市本着互利互惠的对外原则促进当地和中国各城市、企业共同发展，并希望通过此次说明会和威海市建立友好商业合作往来，促进双方在各领域商业合作。
康勇表示，南非有着非常好的投资环境，而像海信这样优秀的中国企业已为中国对南投资树立了良好榜样。此次威海市与开普敦市政府“牵手”，是中南经贸合作的再一次深化。
原标题：中国威海与南非开普敦签署经贸合作框架协议
稿源：新华网
作者：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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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环保厅对盐城、连云港、南通沿海三市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逾百个化工项目被取缔。
根据江苏省环保厅通报，盐城市5家化工园区通过整治关闭企业17家，取缔化工项目52个，对61家企业实施停产整治、对92家企业实施限期治理。盐城市沿海化工园总处理能力60万立方米的固废填埋场工程已获得环保试生产手续，澳洋工业园区化工片区9000吨危废焚烧处置中心、响水生态化工园9800吨焚烧处置中心已核准试运行，盐城市沿海化工园已建成监测监控预警系统并完成升级改造。
连云港市4家化工园区通过整治关闭企业30家，取缔化工项目27个，对89家企业实施停产整治，对106家企业实施限期治理。连云港（堆沟港）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对企业废水实施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基本完成园区废水特征污染物摸底调查。
南通市6家化工园区通过整治关闭企业15家，取缔化工项目24个，对55家企业实施停产整治、对163家企业实施限期治理。南通6家化工园区已实现全部集中供热，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高科技产业园已建成监测监控预警系统，初步建成企业废气特征图谱库。
针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江苏省环保厅要求沿海化工园区全面整改，进一步完善园区环境保护体系，落实相关规范要求。（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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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证监会行政执法告别“查审一体”开始，查审分离制度已走过13个年头，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设立迄今也已有将近9年。查审分离制度通过实现证监会内部分工协作、监督制衡，有效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提高了资本市场稽查执法的效率和质量。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自2006年成立至去年底，共审结案件687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96项、市场禁入决定135项，结案率超过90%。同期，共对2117人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罚款，罚没款总额超过20亿元。2008年至2014年，证监会行政调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和线索达241起。
证监会设立专门、专职、专业化的行政处罚委，是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首例，施行查审分离制度不仅是国内行政处罚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也是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专家认为，查审分离制度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指标看，都已显示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制度对整个金融执法、行政执法具有深远意义，它已经并将继续对资本市场发展、行政执法体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证监会“查审分离”开制度先河
作为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首次“试水”，中国证监会查审分离体制已实施13年。这一将调查与审理部门分开设置、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制度，极大提高了证监会稽查执法的效率和质量，并通过制度化保障的监督制衡有效规范了证监会的行政执法行为。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992年证监会成立时，并未设立一个单独部门负责证券、期货案件的查处，根据个案情况需要，仅在法律部设专人负责当时市场上某些个案的查处工作。
2002年4月，证监会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标志着查审分离体制确立，过去行政执法的“查审一体”正式改革为将案件的调查、审理工作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办理。2006年随着股改完成，证监会推动以查审分离为核心的证券执法体制进一步改革，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处罚委及办公室，实行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内部审理的专门化、专职化和专业化，这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属于首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表示，实施查审分离从制度上是证监会的“自我革命”，它从结构上解决了稽查部门有可能出现的“一手托两家”的问题，其亮点在于稽查与处罚部门建立起了一个内部制衡机制。
“从实施效果看，查审分离制度无论从定性指标还是定量指标衡量，都已经显示出了突出成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认为，证监会查审分离制度对国内的金融执法、行政执法都具有深远影响，其具体实践对证券法律制度做出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委员苑多然概括提出，从实践看，查审分离机制是符合执法办案的客观规律的，对市场、监管部门都有益处。从市场角度出发，有利于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正义的市场氛围，让各类参与主体对制度形成明确预期和信赖；从监管部门角度出发，调查、审理工作非常专业，除去主观因素、道德风险，也还存在精力分配、专业程度的差别，查审分离可以保证精准、有效的查处和认定，遏制违法行为；同时，查审之间形成制约关系，可防止处罚的畸轻畸重，查审分开也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救济程序，使行政相对人受到更多保护。
凸显四大制度优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不管是普通法系的美国、英国、我国香港地区，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在金融监管执法体制方面均有重大变革，变革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其金融执法(处罚)体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包括：强调处罚部门及其组成人员的独立性、专业性，树立执法权威；处罚程序中引入司法或准司法元素，强化执法公正；普遍存在和解机制，保障执法效率。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证监会行政处罚查审分离体制的核心制度价值，在于将司法元素引入行政执法程序当中，通过调查审理部门的分立，实现政处罚案件内部审理的专职和专业化，在不损害行政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维护监管执法权威。
业内专家评价，查审分离体制作为我国行政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符合金融监管执法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内在规律，并经行政处罚工作实践证明了其制度具有四方面优越性。
一是审理机构独立化，调查部门不参与案件裁决，可以使处罚执法基于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执行并解释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使执法判罚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案件处理更加公平合理。
二是审理程序司法化，在处罚执法过程中引入司法元素，审理机构秉持中立、无偏的立场，在告知、听证诸环节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正当化程序，改变了传统行政简单化的命令服从模式，使得市场主体对证监会监管执法法治化形成明确稳定的预期。
三是审理人员专业化，审理工作由资历较深、监管经验较为丰富的专业人士承担，保证了审理人员在复杂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保持应有的判断力，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
四是审理工作制度化，监督和制约在外部通过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来实现，在审理机构内部通过建立审理制度、签批程序、问责制度、公开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机制来实现，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力、道德风险或监管者“被俘获”问题，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成熟市场较常采用的行政法官制度在中国司法体制下显得比较突兀，在对接司法、本土适用上有困难，查审分离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环境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叶林说。
制度保障执法效率质量“双升”
查审分离制度运行多年以来，其制度优势经过实践检验已逐步显现，我国资本市场执法效率和质量呈现持续“双升”。“近年我国资本市场行政处罚所判罚的案件数量、罚没金额、市场禁入及其他处罚的数据以及一些裁决书的质量表明，我国市场行政执法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汤欣说，“与发达国家市场比较，我们已经有了对话的底气。”
统计显示，实施查审分离制度后，我国市场行政处罚结案数量和结案速度显著增长，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处罚委自2006年10月成立至去年底，共审结案件687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96项、市场禁入决定135项，近几年结案率均维持在90%以上。同期，证监会共对2117人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罚款，罚没款总额超过20亿元。与美、英、法、德等国证券市场及我国香港市场相比，我国证监会行政程序结案数量和结案速度都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两种最为常见的财产罚之外，我国证监会往往还经常使用多种处罚手段的组合进行处罚，近8年间，共对1535名个人给予警告，对328人采取了市场禁入措施，其中91人被实施了终身市场禁入。
执法效率提升的同时，查审分离制度也通过制衡机制保证了执法质量的上升。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数据来看，我国市场涉及行政处罚的复议率从2006年的15.6%下降为2013年的6.98%，当事人复议率从2006年的11.7%下降为2013年的6.7%。2015年上半年，证监会因行政处罚被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有16件行政诉讼一审胜诉，有18件行政诉讼二审胜诉。
专家分析，在近年实践中，证监会查审分离体制还体现出了两个突出成效：一是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机制，对严打证券期货犯罪行为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至2014年，证监会行政调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和线索241起。二是推进行政执法与保护投资者权益并重，在执法实践中，探索了“万福生科”、“海联讯”等案件违法主体先行赔付投资者的做法，《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也开启了我国证券违法行为处理的多元化解决路径。(马婧妤)
原标题：查审分离13年证监会执法效率质量持续“双升”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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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悉尼摄影家姜长庚2014 2015《光明画报》画册出版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李华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致词。 赖海隆 摄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李华新（左）、副总领事汤瑛（右）向新获“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金像奖的姜长庚（中）表示祝贺。 赖海隆 摄
中新网悉尼10月15日电 (记者 赖海隆)悉尼著名摄影家姜长庚2014-2015《光明画报》典藏版大型画册15日正式宣告出版。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李华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致词说，姜长庚用小镜头记录了澳大利亚华人的重大新闻，是一位令人尊敬和值得称道的澳大利亚著名华人摄影家。
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向墨、著名侨领周光明也分别上台致辞表示祝贺。
姜长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的一年，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驻悉尼总领事馆，以及侨领们为澳中两国友好和华人社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开展了很多重要活动，使自己有机会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编辑出版了《光明画报》。
姜长庚介绍说，这次典藏版是继去年之后的第二次出版，典藏版大型画册以照片为主，报道了在澳大利亚发生的重大新闻和主要社团活动的新闻。画册照片全部彩色，清晰度高，是澳大利亚重大事件和华社重要活动的历史记录，有着相当高的资料保存价值。
姜长庚从事摄影工作近50年，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了很多奖项。最近他又获得了中国2014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金像奖。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汤瑛、著名侨领吴昌茂，以及澳洲潮州同乡会、玉湖集团、澳洲国际文化产业集团、B1地产集团机构等也均派代表出席了新闻发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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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后，很多人才注意到，这个位于天津港物流区域的危险品仓库居然距离最近的居民小区只有700米，并不符合国家规定。与此同时，瑞海公司的有关信息及控制人一直扑朔迷离。
据多家媒体报道，瑞海公司的持股45%的股东舒铮为代持，公司的隐形控制人之一是一位名叫董社轩的男子，系已去世的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之子。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在该公司股东名单里。
公开信息显示，天津滨海新区业余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瑞海物流”足球队的队长，就叫“董社轩”。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董社轩今年33岁，住在天津开发区“天元居”小区。
今天，中国青年报记者实地探访该小区。据物业工作人员及多位邻居介绍，董社轩居住的这套110平方米的公寓，仍在董培军名下，而这位董培军即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
有小区邻居回忆，董培军2014年去世，遗体覆盖党旗从小区内抬出，现场有警察维持秩序。
小区物业公司的收费台账也显示，房主姓名仍为董培军。
多位邻居证实，董社轩及其妻子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不过邻居对这对夫妇所知有限，只知道他们年纪30岁出头，有两个小孩。
天津开发区政务网站信息显示，董社轩还是“天津瑞轩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及“天津开发区港轩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该信息显示，“天津瑞轩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3号单体2层A97室，成立于2011年9月30日，注册号为“120116000071138”。经营范围包括船舶配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消防器材、国内货运代理服务及多式联运代理服务等。
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同一注册号、同一地址、同一设立时间的企业，目前名为天津中旺佰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目前为“王松”。
中信物流科技园3号单体2层大门紧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园区向企业出租办公用房及仓库，园区内开设了不少业务繁忙的企业。但3号单体2层已经很久没见到人。这名工作人员对园区内几乎所有企业都很熟悉，但从没听说过这两家企业，或者“王松”、“董社轩”的名字。
“天津开发区港轩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106万元，股东为董社轩及其妻子。
目前，董社轩本人的电话号码，以及小区物业登记的电话号码，均已无法拨通。有邻居表示，前段时间还“总见到他”。(记者刘星张国)
原标题：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之子或系瑞海公司股东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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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产影片的关键一年，不仅整体票房屡创新高，更有成功位居国产电影票房首位，并闯入内地票房排行总榜前三的《捉妖记》，打破了海外大片霸占前三位的格局，无疑让业内惊喜连连，而这也意味着超15亿元的票房收入将会给其相关公司带来巨大收益。那么，究竟有哪些公司能成为《捉妖记》背后的赢家呢？
安乐影业：大投资获大收益
与其他众多高票房影片背后总会出现光线传媒、华谊兄弟等耳熟能详的民营影视大佬不同，此次《捉妖记》的背后则出现安乐影业的身影。猛一提到该公司，或许大多数人都反应不过来，但该公司曾投资过《寒战》、《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影片。此次安乐影业作为《捉妖记》的第一出品人，无疑是最大受益方。
据猫眼票房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时，《捉妖记》票房已达15.7亿元。按照我国电影票房分账规定，首先需要在总票房中扣除5%的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和3.3%的营业税。而在剩余的资金中，影院会拿走50%，院线分账7%，投资制作方和发行方拿走43%，换算到《捉妖记》这部影片，则约有6亿元。
“虽然剩余的钱需要安乐影业和其他投资方、发行方按照约定和比例进行分配，但安乐影业是最大投资方，其获得的收益会相对较多，且目前《捉妖记》还将筹备续集，同时未来还能基于该IP发展衍生产业链，使安乐影业不仅能获得短期的票房，还能获得长期持续的收益”，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参投公司：机缘巧合获红利
《捉妖记》相对其他影片，其制作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据公开资料显示，《捉妖记》从2006年就已开始进行初创，直到今年6月后期才制作完成，历时九年。且在这九年的过程中，还遇到主要演员柯震东因涉毒被抓，而广电总局也下发通知，封杀劣迹艺人，规定由劣迹艺人参与的电影要暂停播出，这使得《捉妖记》被迫面临重拍、投资不断增加的困境。
尽管这对于安乐影业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对于其他影视公司而言，则是一个绝佳的契机。就在《捉妖记》被广电总局限制播出后，其他影视公司纷纷找到机会对该电影进行投资，比如浙江蓝色星空影业、合一影业、联瑞影业等，其中联瑞影业是在柯震东事件发生后主动联系片方，提出了投资的意愿。
尽管相较安乐影业，其余影视公司投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在《捉妖记》累计获得的票房中，势必会有其一份，且这部影片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于这些影视公司，无疑是一个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好时机，可以名利双收。
影院院线：分票房赚人气
现象级电影《捉妖记》让很久没有感受到提供的场次座位供不应求的影院再一次忙了起来。
作为电影产业链的终端，影院和院线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重要一环，而《捉妖记》的火爆人气则为影院带来巨大的收入，一方面来自于电影票务，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影院内提供的食品、饮料等附加服务。
“虽然《捉妖记》能给影院整体带来令人眼红的收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范围内上映《捉妖记》这部影片的有上千家影院，所以尽管整体红利很大，但影院数量也不是小规模，平分到单家影院而言则相对较少，远比不过安乐影业所获得的收益”，电影产业资深专家王先生表示。
但与此同时，魏鹏举也表示，虽然表面上看是单部影片票房红火，实际上这也会带动影院整体的人气，吸引更多观众前去观影，而《捉妖记》也会带动其他影片的票房有所提升，是一个连锁效果。
上市公司：借力收购增股价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以上三类能获得《捉妖记》的都是通过影片直接获得收益，但还有一类则是通过《捉妖记》间接获得好处。在近期股票不稳定下，北京文化却出现了逆势增长，究其原因则是该上市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曾发布一份公告。
公告表示，北京文化拟定增募资不超过33.14亿元，并将其中的25.2亿元用于收购世纪伙伴、浙江星河、拉萨群像100%股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标的公司之一浙江星河正是《捉妖记》的制作公司之一。对此，魏鹏举表示，影片票房增长证明该影视公司具有一定的实力，这对于其收购公司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利好消息，证明其投资的方向对其业绩的增长能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吸引投资者，带动股价的上升。(北京商报记者卢扬郑蕊)
原标题：谁是票房霸主《捉妖记》大赢家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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