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
资产管理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并无实质区别，也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冲击，并影响到金融系统稳定性。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围绕监管套利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特别是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复杂，交易链条过长，缺乏足够微观审慎，助长了金融市场投机，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现状
资产管理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目前，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几乎涉及金融市场所有可估值或交易的金融产品与工具，并逐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具备了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力。据普华永道预测，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从2012年的63.9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1.7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接近6%。我国资产管理业务潜力巨大。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33万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也已突破30万亿。保险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1万亿元。
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目前，欧美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针对资产管理业务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相关监管措施散见于规范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类法律文本中。各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重点在于防范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人道德风险，维护受托人利益。但伴随着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影响，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金融管理当局的视野。2013年9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规模高达53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业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容易受到类似于压垮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银行式压力的冲击，进而可能对整体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理论逻辑在于资产管理业务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脆弱性和外部性：
一是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利率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国家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创造了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促使资产管理业务经理人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基于资产管理规模和销售规模的收费制度，直接与资产管理组合最大回报相挂钩，因而资产管理人利润最大化倾向与自身报酬最大化存在一致性，主观上鼓励其为追求更大利润回报去冒险，并迎合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发酵，此前资产管理机构通过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和CDO(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大量参与次级房贷衍生业务，助长了次贷业务的非理性增长。由此可见，资产管理行业利润最大化倾向与传统金融机构并无实质区别。
二是集中赎回风险。资产管理业也同样面临流动性问题。为获取最大化投资回报，资产管理人往往尽可能投资于流行性差的金融资产，这与银行将主要资金运用于非流动性资产殊途同归。但投资者在合同约定条件下赎回，将给资产管理人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公开募集机制向投资者提供的无限制赎回权将给资产管理人带来巨大挑战。在金融市场遭遇突发性内外部冲击时，投资者集中赎回将有可能形成资产管理产品的“挤兑”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风险加快暴露，由于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RMBS和CDO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2007年7月19日美国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三是传染性风险。资产管理资金运用范围几乎囊括金融市场所有的金融工具与产品，交易对手涉及各类型金融机构，并成为金融体系交易网络的重要结点，既可能是金融风险源头，也容易成为金融风险传染中继站。当某种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出现风险而面临赎回时，必将传染到相同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同时也会传染到资产管理组合涉及的交易对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就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四是过度使用杠杆风险。为获取高额回报，资产管理人通过加杠杆广泛参与期货、期权、互换业务、证券融资、回购协议等业务，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性。1998年初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40多亿美元资本，但通过加杠杆所持有的资产高达1200多亿美元。过高杠杆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缺乏风险缓释能力，因在债券市场做错了方向而导致公司破产。
五是高频交易风险。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复杂运算所主导的股票交易能在毫秒内自动完成大量买、卖和取消指令。高频交易一旦程序出错或人为疏忽都有可能对市场走势造成灾难性影响。2010年5月6日，道指“闪电崩盘”，最多暴跌超过千点，市值更瞬间蒸发逾8600亿美元，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导致当日暴跌的“异常交易”展开调查，高频交易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股指跳水激发高频交易连锁反应，计算机以闪电般速度接连发出卖单，疯狂寻求止损，最终导致蓝筹股埃森哲公司等多只股票短时间内失去几乎100%市值。
我国资产管理业主要问题
一是资产管理混业运作与分业监管存在冲突。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已完全摆脱分业监管限制，借助资产管理产品载体广泛参与资本市场业务、贷款业务。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提供商业银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融资服务。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投资于资本市场，并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从当前我国银、证、保资产管理业务资金运用范围看，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异，基本具备“全能银行”特征，与现行金融分业监管形成巨大冲突。
二是资产管理规模扩张不受约束与资产管理机构风险资本抵补能力较弱存在冲突。如果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析，那么不难发现资产管理业务大体经营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业务。而传统金融机构均要面临严格资本约束，限制其业务规模盲目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基本没有资本约束，也无杠杆率限制，使得经营“类传统”金融业务的资产管理业务存在明显的监管不足。在现行监管规则下，资产管理机构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将资产管理规模扩张到千倍以上。
三是资产管理“信托”本质与事实上“刚性兑付”存在冲突。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信托业务，理论上只要在信托约定范围内严格履行业务，资产管理人就无须为资产组合风险承担责任。在实践中，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却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此外，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不足，不同行业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门槛差异较大，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对资产管理人监督不足，多从事“资产池”运作。
四是资产管理风险隐性与金融市场风险显性存在冲突。当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行风险隐性化。为规避金融分业限制，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运作需要借助提供通道服务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名义上的受托资产管理人。但受托机构并不掌握持续充分的业务信息，也缺乏管理业务风险主动性。且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日趋复杂，主要表现在参与金融机构地域分布的分散性和参与机构行业分布的广泛性，主要是为增加业务隐蔽性，来逃避分业监管和属地监管。但同时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加强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是资本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资本监管。理论上资产管理机构不用承担资产运作失败风险。但在资产管理业务运作过程中，资产管理人客观上也需要资本来承担因为道德风险或操作风险而给受托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是其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资产管理运作资产基础依然是传统资金融通业务，为体现公平竞争有必要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资本监管约束。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资本约束，可防止资产管理机构受托资产业务规模不受约束扩张，也避免资产管理机构过度使用杠杆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增加资产管理业务的稳定性，降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的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二是行为监管。行为监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监督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行为，维持金融消费者信心。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对资产管理业务实施及时有效的行为监管，可以减少受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产管理人冒险倾向和道德风险，保障受托人的合法利益。在我国，需要统一相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条件，确定不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门槛，完善资产管理产品定期与不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登记系统，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出台投诉与纠纷处理程序以及救济赔偿机制。
三是风险监管。加强风险监管是金融监管常规内容。风险监管主要依靠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两种方式。非现场监管，主要依靠监管指标来监测资产管理业务整体风险暴露状况，涉及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敞口与比例，需要通过精心设置的监管指标来反映。现场监管需要监管当局深入资产管理业务实际，分析资产管理业务运作及风险形成机理，纠正并处罚资产管理人违法违规及违反合同约定行为。加强风险监管需要系列监管法律法规为支撑，并配合监管当局规范性文件，才能有效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效率。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标题：资产管理业监管逻辑及路径选择
稿源：新华网
作者：
从2002年证监会行政执法告别“查审一体”开始，查审分离制度已走过13个年头，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设立迄今也已有将近9年。查审分离制度通过实现证监会内部分工协作、监督制衡，有效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提高了资本市场稽查执法的效率和质量。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自2006年成立至去年底，共审结案件687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96项、市场禁入决定135项，结案率超过90%。同期，共对2117人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罚款，罚没款总额超过20亿元。2008年至2014年，证监会行政调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和线索达241起。
证监会设立专门、专职、专业化的行政处罚委，是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首例，施行查审分离制度不仅是国内行政处罚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也是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专家认为，查审分离制度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指标看，都已显示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制度对整个金融执法、行政执法具有深远意义，它已经并将继续对资本市场发展、行政执法体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证监会“查审分离”开制度先河
作为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首次“试水”，中国证监会查审分离体制已实施13年。这一将调查与审理部门分开设置、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制度，极大提高了证监会稽查执法的效率和质量，并通过制度化保障的监督制衡有效规范了证监会的行政执法行为。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992年证监会成立时，并未设立一个单独部门负责证券、期货案件的查处，根据个案情况需要，仅在法律部设专人负责当时市场上某些个案的查处工作。
2002年4月，证监会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标志着查审分离体制确立，过去行政执法的“查审一体”正式改革为将案件的调查、审理工作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办理。2006年随着股改完成，证监会推动以查审分离为核心的证券执法体制进一步改革，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处罚委及办公室，实行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内部审理的专门化、专职化和专业化，这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属于首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表示，实施查审分离从制度上是证监会的“自我革命”，它从结构上解决了稽查部门有可能出现的“一手托两家”的问题，其亮点在于稽查与处罚部门建立起了一个内部制衡机制。
“从实施效果看，查审分离制度无论从定性指标还是定量指标衡量，都已经显示出了突出成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认为，证监会查审分离制度对国内的金融执法、行政执法都具有深远影响，其具体实践对证券法律制度做出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委员苑多然概括提出，从实践看，查审分离机制是符合执法办案的客观规律的，对市场、监管部门都有益处。从市场角度出发，有利于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正义的市场氛围，让各类参与主体对制度形成明确预期和信赖；从监管部门角度出发，调查、审理工作非常专业，除去主观因素、道德风险，也还存在精力分配、专业程度的差别，查审分离可以保证精准、有效的查处和认定，遏制违法行为；同时，查审之间形成制约关系，可防止处罚的畸轻畸重，查审分开也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救济程序，使行政相对人受到更多保护。
凸显四大制度优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不管是普通法系的美国、英国、我国香港地区，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在金融监管执法体制方面均有重大变革，变革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其金融执法(处罚)体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包括：强调处罚部门及其组成人员的独立性、专业性，树立执法权威；处罚程序中引入司法或准司法元素，强化执法公正；普遍存在和解机制，保障执法效率。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证监会行政处罚查审分离体制的核心制度价值，在于将司法元素引入行政执法程序当中，通过调查审理部门的分立，实现政处罚案件内部审理的专职和专业化，在不损害行政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维护监管执法权威。
业内专家评价，查审分离体制作为我国行政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符合金融监管执法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内在规律，并经行政处罚工作实践证明了其制度具有四方面优越性。
一是审理机构独立化，调查部门不参与案件裁决，可以使处罚执法基于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执行并解释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使执法判罚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案件处理更加公平合理。
二是审理程序司法化，在处罚执法过程中引入司法元素，审理机构秉持中立、无偏的立场，在告知、听证诸环节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正当化程序，改变了传统行政简单化的命令服从模式，使得市场主体对证监会监管执法法治化形成明确稳定的预期。
三是审理人员专业化，审理工作由资历较深、监管经验较为丰富的专业人士承担，保证了审理人员在复杂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保持应有的判断力，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
四是审理工作制度化，监督和制约在外部通过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来实现，在审理机构内部通过建立审理制度、签批程序、问责制度、公开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机制来实现，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力、道德风险或监管者“被俘获”问题，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成熟市场较常采用的行政法官制度在中国司法体制下显得比较突兀，在对接司法、本土适用上有困难，查审分离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环境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叶林说。
制度保障执法效率质量“双升”
查审分离制度运行多年以来，其制度优势经过实践检验已逐步显现，我国资本市场执法效率和质量呈现持续“双升”。“近年我国资本市场行政处罚所判罚的案件数量、罚没金额、市场禁入及其他处罚的数据以及一些裁决书的质量表明，我国市场行政执法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汤欣说，“与发达国家市场比较，我们已经有了对话的底气。”
统计显示，实施查审分离制度后，我国市场行政处罚结案数量和结案速度显著增长，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处罚委自2006年10月成立至去年底，共审结案件687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96项、市场禁入决定135项，近几年结案率均维持在90%以上。同期，证监会共对2117人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罚款，罚没款总额超过20亿元。与美、英、法、德等国证券市场及我国香港市场相比，我国证监会行政程序结案数量和结案速度都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两种最为常见的财产罚之外，我国证监会往往还经常使用多种处罚手段的组合进行处罚，近8年间，共对1535名个人给予警告，对328人采取了市场禁入措施，其中91人被实施了终身市场禁入。
执法效率提升的同时，查审分离制度也通过制衡机制保证了执法质量的上升。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数据来看，我国市场涉及行政处罚的复议率从2006年的15.6%下降为2013年的6.98%，当事人复议率从2006年的11.7%下降为2013年的6.7%。2015年上半年，证监会因行政处罚被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有16件行政诉讼一审胜诉，有18件行政诉讼二审胜诉。
专家分析，在近年实践中，证监会查审分离体制还体现出了两个突出成效：一是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机制，对严打证券期货犯罪行为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至2014年，证监会行政调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和线索241起。二是推进行政执法与保护投资者权益并重，在执法实践中，探索了“万福生科”、“海联讯”等案件违法主体先行赔付投资者的做法，《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也开启了我国证券违法行为处理的多元化解决路径。(马婧妤)
原标题：查审分离13年证监会执法效率质量持续“双升”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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